“欧盟管得太严，所以搞不出互联网平台”——这个说法你一定听过，甚至可能深信不疑。
事实也似乎如此。近三十年来，全球市值TOP10的互联网企业里，几乎看不到欧洲企业的身影，美国科技巨头早已占据了欧洲的主流互联网市场。
因此，不少人认为问题出在了欧盟严苛的监管上。对此，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方兴东在和观察者网对话时，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在他看来，监管太严导致创新不足，是一个误导性极强的伪命题。欧洲没有形成与美国相当的综合性互联网平台集群，尤其缺少全球性社交、搜索和移动生态平台，根源在市场碎片化，不在监管。恰恰相反，全球平台治理不是“过严”，而是“欠监管”。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企业如果只靠国内的“低质量竞争优势”，永远走不出去，直面高标准才是出路。
观察者网：您提出“监管严导致创新不足”是一个伪命题，并以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为例，认为存在一个误区，即“欧盟是因为管得严，所以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还是以欧盟为例，您怎么看“监管”和“创新”的关系？在您看来，欧洲没有自己的社交平台，是什么原因？
方兴东：“欧盟是因为管得严，所以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这个观点确实影响很深，包括很多决策者都受这个观点左右。但监管和创新本身就是两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监管到底严不严，和创新为什么不足，这是两回事。硬要把它们变成因果关系，说因为监管严所以创新不行，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第一，关于监管和平台发展。全球真正做成平台的，基本就是中美两国。欧洲其实也有，比如音乐网站Spotify，还有俄罗斯的电报，最早也是从欧洲出来的，印度也有一些小的平台，但主要还是中美。直观上看，这跟市场规模关系很大。欧盟虽然是统一市场，但语言、文化都不一样，毕竟是几十个国家拼在一起，市场碎片化是平台起不来的最关键因素。俄罗斯、印度、中国能有自己的平台，靠的都是本土市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第二，监管到底高了还是低了，本质上要看是否合理、是否失衡。你不能拿创新不足作为监管过严的理由，而是要回到问题本源：今天的平台监管，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这才是判断的依据。
把两个问题扯在一起，本质上是误导。欧盟这30年没有出现自己的平台，它近几年的监管也确实严格，但《数字服务法》（2023年）和《数字市场法》（2024年）都是近几年才出台的，所以不是因为有了这些监管，欧洲才没有平台的。
当然，监管和创新肯定有关系，但我认为相关性很弱，还是要看平台现在的状况——用户、政府、平台、商户几方之间的权责利是否合适。监管的严与不严，取决于这些问题本身，而不是别的。
我之前跟欧盟的朋友交流，说有人觉得你们监管严导致创新不行，他们很不服气，说全球创新排行榜、信息化应用程度，欧洲国家都排在前列，凭什么说我们创新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但简单关联在一起就会产生极大的误导。
从这个角度来说，监管严不一定导致创新不足，监管不严也不代表创新能力就能焕发出来。当然过严肯定不行，过度不保护也不行——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就是人为的监管，是为了鼓励创新才设立的。所以不是越宽松越容易创新，而是要适度。
观察者网：您认为欧洲创新瓶颈在于缺乏规模效应，怎么理解这个“规模效应”？什么样的规模才能激发创新？
方兴东：平台靠的是用户，人多才能叫平台，人少就不叫平台。一线的平台，活跃用户基本要十亿级，目前只有中美能做到，美国靠的是全球市场，中国靠的是本土市场。二线平台至少得过亿用户。这30年来，规模决定了平台。美国市场足够大，谷歌、亚马逊都是在本土做大的，根据地没有上亿用户，就没法延伸。用户越多，产品迭代才越快。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本土小市场能直接做成全球平台的案例。
但欧洲单个国家人口过亿的几乎没有，所以就算全民都用，也滚不起雪球，何况还要面对美国巨头碾压。市场碎片化导致雪道不够长，雪球滚不起来。要走向全球，又没有美国那种国家力量支撑，创新能力自然不如美国。
欧洲在上世纪70到90年代科技水平并不差，诺基亚、SAP等企业都很强。但互联网来了之后，欧洲明显掉队。软硬件时代还行，但这30年互联网成了创新龙头，一旦互联网企业没有了活力，整个生态包括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都会跟着恶化。根本原因还是市场虹吸效应，欧洲高等教育不输美国，AI基础也很好，但人才和技术慢慢被美国收购或挖走，很多平台早期班底就有不少英国人。所以欧洲的落伍跟整个高科技形态和走势相关，和监管本身没有多少直接关系。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生态”，一旦“生态”没有建立起来，欧洲就会形成对美国平台的依赖，更难走出自主道路。那么，我们再回到监管尺度，正如刚才所说，它不是一个固定值，需要动态调整，这个尺度怎么把握？
方兴东：根本问题是平台治理目前到底怎么样。从用户角度看，我们在平台上作为消费者，权利很少，数据、内容安全都缺乏保障。2018年，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开始生效，当时我就说，这是网络空间的第一个“人权宣言”，第一次为个人提供保护。其实政府如果想管，下重拳肯定能搞定，但常态下是大量权力转移到平台，权力失衡是显而易见的。不管美国还是中国，平台治理基本处于失控或失衡状态，不是过严，而是欠监管、缺监管，这是最大的问题。
要有一个好的创新生态，就需要确定性的环境。创新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好的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产权制度、法律环境，大家说的营商环境就是指这个。保护不合理，就会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另外，平台本质是全球化，不能对欧洲用户一套标准、对中国用户另一套。欧盟的监管是一个高地，比美国、中国都强，最好的策略就是向它看齐。如果当政治问题处理，国家也要付出巨大代价。你要想清楚，为了平台动用外交资源去对冲，到底合不合理？保护是爱还是害？我们在平台保护的本质问题上缺乏真正理解。
接下来，中美欧博弈会越来越多围绕数字治理。比如数据跨境流动涉及所有企业，我们的保护水准比欧盟低，人家就不跟你互联互通，这会影响到方方面面。而且微妙的是，早期互联网以信息内容为主时，欧美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但在以数据为核心的监管上，主要矛盾不是中欧或中美，而是美欧，他们根本走不到一起。所以最好的策略是抱住欧洲，跟美国博弈，综合利益最大化。
2024年，欧盟通过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罚款所获得的收入，已超过了其从本土上市互联网公司征收的税收。
观察者网：刚才我们提到欧盟的《数字市场法》与《数字服务法》。对于平台规模，欧盟确立了分层义务框架——月活超4500万即为“超大型在线平台”（VLOP），市值达标且用户达标即为“守门人”。然而，框架的清晰并未消解规则的模糊，比如《数字服务法》要求平台屏蔽“非法有害”内容和打击“虚假信息”，但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明确定义”。
当“规则模糊”与“自由裁量”成为常态，中国企业面临的究竟是“合规竞赛”还是“政治裁决”？现在平台安全、数据安全会容易被上升为国家安全，这种情况下，合规审查会不会变成市场准入的筛选工具？
方兴东：从最坏的角度看，欧洲制定这些规则时首先是针对美国，政治性肯定是有的，现在中国平台也落入视野，但政治性相对较弱。当然五年后可能就轮到我们了，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
真正跨国的大公司，包括华为、Facebook、TikTok，一流企业最终都会主动或被推向更高标准。我们应该主动掌握主动权，因为目前的平台保护严重不足，法律有效性也低，必须正面解决这些问题。网络平台的创新需要正常、合理、确定的制度环境，才有利于创新。
观察者网：向欧盟标准看齐，这种“一视同仁的高标准”在操作层面是否真的可行？如果“统一标准”最终演变为全球最严标准的叠加，是否反而会让中小企业彻底丧失出海能力，最终只留下巨头之间的游戏？
方兴东：欧盟的制度有几个层面，现在的矛盾点在“守门人”——用户超过人口10%的超级平台。到了这个级别必然要全球化，欧盟市场绕不过去。欧盟的制度不是单纯严不严的问题，而是用很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不纠结相关市场、业务类型，直接以用户数量为基准，因为平台的核心就是用户数量。
GDPR搞了八年，数字法也搞了很多年，每两年复盘，每四年再复盘，像研发重大产品一样。我有个欧盟朋友接了一个GDPR落地的软课题，1000万欧元，要做300多场研讨、工作坊、调研。他们对制度建设非常冷静，我们对欧洲了解太少，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也很少。根本问题还是偏离了问题本身——平台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不解决，对平台自身发展也不可能是好事。
观察者网：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市场法》对美国企业的限制“为中国科技公司扩大在欧洲及更广范围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但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公司也面临着合规成本增加、以及被“穿透”监管的风险。您怎么看欧盟监管对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发展的影响？中欧监管水平差距这么大，中国企业又面临着迫切的出海需求，该怎么应对？
方兴东：这就是“布鲁塞尔效应”。一个平台要全球化，必须一视同仁。除非你永远只在国内，只要想走向全球，从一开始就应该对标欧盟标准。华为内部数据合规就以欧盟标准，美国大厂也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平台缩在国内，享受低监管，获得低质量竞争优势，所以没有国际竞争力。应该有一批像TikTok这样的企业，要积极走出去，这才是正常的发展道路，才会有开阔的未来。靠地方保护、国家保护是走不通的，只有走出去直面竞争才能真正促进成长。
平台治理一定会越来越严密、越来越高，野蛮生长时代已经过去了。有志向、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必须面对新环境，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靠牺牲用户和社会利益来获得发展。
我们现在技术创新已经不错，最短的短板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起来了，就是治理现代化。在国际上，我们的制度要达到引领性水平，不能再用追随性战略，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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